許倬雲：何為中國！

傅惟熙

　　「中國」二字，原本是地理名詞，但慢慢地變成一個以政治意義為主的「天下國家」。它維持在這一塊東亞土地上，一代又一代不斷地演變，又不斷地累積，終於形成一個完整的大集團。這樣的文化累積特性，一方面是東亞地區這一大塊土地上曾經歷過的特有過程；另一方面，由於東亞的地形地貌，它也是這一整塊土地處處密切相關、彼此依附而成的特殊過程。於是，中國「天下」的觀念既是凝固這龐大人口的理念，也是因此內斂而又外拒，形成中國長期以「天下」自居的自我設限，終於在真正「進入世界」的階段，處處發生自我調適的困難。

　　但「中國」因為集團太大，時間維持很久，所以更重要的一點是，它有中國文化最後的根，那是理論上的根，也是存在的根，更是一個「至高原則」，就是儒家「天人之際」的「道」：「道」就是天道、人道合在一起。

　　如何是應有之事，如何是應做之事──這一命題，其實是「自我期許的命令」；同時也可能是「自我設限的命令」。有如此「命令」，在中國人的觀念中乃是「天命」──是中國人，就不能避免自我認同。而在上述「自我設限」方面，我們對於接受外來的影響，也就不免遲疑甚至抗拒。

　　中國歷史上，每一代都有一些人在中國面臨改變時思考：何去何從？必須找到一套新的解釋。到了唐朝，「中國」的含義就與漢朝大不一樣了；及至宋朝，「中國」就發展出「理學」的意義；而到了明朝，「理學」上的意義轉變為「心學」。這一轉變，從外設的規矩，轉變成內斂的陶冶。這終於使中國人在面臨另外一套思考方式的西洋文化衝擊時，既無法接受別處來的外設規矩，又不能將「自我設限」的心志與西方「預設」的神恩彼此調協。從鴉片戰爭以來，中國人始終無法解決整盤接受和自我調節之間的困境。

　　直到兩百年後的今天，我們才真正認真地思考過去的東西。我們開始知道，要揀選西方對我們有用的東西──西方因其特定的發展、演化而發展出來的觀念、制度、規則，使得他們可以言之成理；我們則應該因應自身現狀，「慎思而明辨，擇其善者而從之」。至少我這一輩子的工作，就是希望讓這一融合的過程更合理、更完整；而且考慮到接受新東西，要考慮將其「鑲嵌」在何處──我用的是「鑲嵌」一詞，這是我自己的立場。

　　問：中國這麼一個龐大的大一統的共同體，發展了幾千年，為什麼現在面臨那麼多各種挑戰，一直沒有崩壞，也沒有分解，背後核心的原因是什麼？

　　答：中國歷史上面臨的外部挑戰，一個是饑餓，另一個是侵略。農業是自生自長的事情，農業好的時候，憑兩隻手就能養活全家。以農為本的中國，在漢代以後已經平穩地發展出「精耕細作」的農業。因此，只要田畝足夠，在安定的局面下，就可以做到以足夠的勞動力，養活足夠的人口。

　　作為農業國家的中國，如果有問題，一則天災，一則人禍。前者不會永遠發生，也不會全面而持久地發生。因此，中國的農業，只要沒有重稅、沒有重租，且勞動人口不減少，那麼這種農業秩序基本可以長期維持穩定。

　　「人禍」可以分成兩種：一則是國內秩序失衡，政府的管理制度失效，於是農家無法有安定的日子維持正常的生產；另一則是外敵侵犯。

　　過去的外敵主要是北方和東北方向的遊牧民族──他們居住在氣候比較寒冷或乾燥的草原地帶，牧養經濟生產力並不穩定，遭逢天災──長期寒冷或乾燥，會逼迫他們向南侵犯，尋找更好的牧場。北族南犯中原，鐵蹄進入阡陌縱橫的農地，難以馳騁。而且中國可以不斷地向側面或南方撤退，維持長期的抵抗。北族通常無法熬過這樣的「消耗戰」，終於被中國消滅或同化。

　　這種外族侵犯的個例，可以長期不斷地出現。因為鄰近中國的外族先企圖進入中原，更遠方的鄰居便一群群地跟隨前面的「開路先鋒」，嘗試牧馬中原。於是，這種災害──例如「永嘉之亂」時期，可以持續三四百年之久。另一種形態是從契丹以至於蒙古，接下來是女真滿族──這種長期一波一波地侵擾中國，胡漢之間不斷地更換角色、互相進退。如此後果，就是漢人政權和胡人政權輪流佔有中國，甚至建立「二元體制」：北族以北方當作自己的「老地盤」，以草原方式繼續經營，也作為其維持中國的後援；而在漢地，則收取錢糧，維持漢地「中國式」的朝代。

　　所以，「中國」這一含義不斷地變化：從現在的黃河流域擴展到長江流域──長江流域的總生產力數倍于黃河流域；進而擴到沿海地區──雖然那片區域較小，可是進一步擴大到西南，力量就大了。上述制度，以滿洲政權維持最長期而穩定的「二元體制」。因此，「中國」的內涵也就在其制度之下，潛移默化地轉變成現代國家（而非完全漢人）的基礎。可是，清代始終只能做到「前現代」的體制，這種牽絆永遠不能將其轉變成現代式的國家體制。

袁克堅

中國者華夏也

張瑀亭

中國者神州也

劉異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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嚴松壽

中國者炎黃也

傅惟熙

唉呦！兵痞們玩起接龍來啦